[摘要]讀書做官曆來是中國文人實現自己人生理想的最佳價值抉擇。然而,中國歷史上明朝初年卻出現了“文人多不仕”現象。這一現象的出現,原因有五:明朝官俸太低;朱元璋以猛治國,刑用重典;朱元璋大興文字獄;佛教和道教思想的影響;部分文人的封建正統觀念。

[關鍵詞]明初;朱元璋;文人;不樂仕進

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做官)高。讀書做官曆來是中國文人實現自己人生理想的最佳價值抉擇。然而,令人驚奇的是,中國歷史竟然在明朝初年出現了“文人多不佳”現象。仔細探究這一歷史現象,是一件有一定意義的事情。

一、明初“文人多不仕”現象

明初“文人多不仕”現象相當普遍,大體可分爲以下三類:

1不願入仕類。山陰人楊維楨,號鋏崖,是元末明初著名詩人,其詩號稱“鐵崖體”。洪武二年,朱元璋召諸儒纂禮樂書,遣人奉幣詣門。維楨謝日:“豈有老婦將就木,而再理嫁者耶?”洪武三年,又被有司敦促,賦《老客婦謠》,曰:“皇帝竭吾之能,不強吾所不能則可,否則有蹈海死耳。”朱元璋答應了他,特意派車把他接到京城,但卻只留了110天;所纂敘例略定,維楨即請求回家。宋濂贈詩說他:“不受君王五色詔,白衣宣至白衣還。”廬陵人張昱被徵,婉辭不就。朱元璋憐其老,曰:“可閒矣。”從此張昱自號“可閒老人”小心謹慎,絕口不談時事。他作的一首詩極好地描摩了他的心態,也反映了那時讀書人的普遍心曲:“洪武初年自日邊,詔許還家老貧賤。池館盡付當時人,惟存筆硯伴閒身。劉伶鬥內葡萄酒,西子湖頭楊柳春。見人斫輪只袖手,聽人談天只箝口。”

上海人鬱惟正被徵爲官時,裝瘋賣傻,唱道:“上海人京鬱惟正,現患四肢風溼病,皇帝若還可憐兒,饒了一條窮性命。江陰人王逢是張士誠的館客。朱元璋滅士誠,欲闢用之,堅臥不起,隱上海鳥涇。洪武十五年以文學徵,有司敦追上道。虧得他兒子在朝廷做官,以父年高,叩頭泣請,才放回去。

新喻人粱寅,太祖定四方,徵天下名儒修述禮樂。寅就徵。書成,將授官,以老病辭。

泰和人陳謨,洪武初,徵詣京師,賜坐議學。宋濂、玉祚請留爲國學師,謨引疾辭歸。祁門人汪克寬、金華人胡翰、新喻人趙埔、臨海人朱右、義烏人朱廉等,洪武初,聘至京師,同修。《元史》,書成,將授官,皆不受歸。有些人“家有好學之子,恐爲郡縣所知,反督耕于田畝”,以防被召去做官。

有些人爲免被徵出仕,竟至自殘肢體,如沙縣羅輔等十三人私下議論說:“如今朝廷法度好生厲害,我每(們)各斷了手指,一便沒用了。”

2被迫入仕類。有不願爲官,但抗拒不了的。大名人秦裕伯避亂寓居上海,兩次被徵不出。朱元璋親筆寫信威脅他說;“海濱居民好鬥,裕伯智謀之士而居此地,堅守不起,恐有後悔。”秦裕伯不得已,偕使者入朝;授侍讀學士,固辭,不允。臨海人陶凱獲知使者將至,隱避不出。朱元璋對使者說:“陶凱如果不來,把他的九族以內親黨的腦袋割來。”陶凱只得乖乖上路。

3辭官歸田類;有不少很有才幹的人出仕之後,過若千年又找各種理由辭官不幹。朱升在朱元璋親征徽州時前來投奔,獻“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三策,爲他說降徽州,保全婺州,推薦劉基、葉琛、章溢三賢,還在鄱陽湖戰役中救過朱元璋的命,明朝建立後又爲之制定各種禮儀,文治武功均稱卓絕。但在朱元璋稱帝次年,卻辭官不做,乞“請老歸”,退隱林泉了。

陳遇“天資沉粹,篤學博覽,精象數之學”,朱元璋渡江後以秦從龍薦,發書聘之,“引伊、呂、諸葛爲喻”,留參密議。朱元璋稱吳王后,授予供奉司丞,辭而不就。朱元璋稱帝后,三授翰林學士,皆辭。洪武三年奉命至浙江廉察民隱,還賜金帛,又先後授以中書左丞、禮部侍郎兼弘文館大學士、太常少卿、禮部尚書等職,通通固辭。朱元璋想給他兒子官做,他也推辭不允,說:“臣之子皆幼,學未成,請俟異醜。”

做了官想辭職歸田,有時也會引起朱元璋的猜忌而受重罰。大理寺卿李仕魯勸朱元璋不要太尊崇和尚道士,元璋不理會,仕魯着急,鬧起迂脾氣,當面把朝笏扔在地下,要告休回家。元璋大怒,當即叫武士把他摜死在階下。

朱元璋曾頒佈“寰中士夫不爲君用”的律例,說:“‘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成說其來遠矣。寰中士夫不爲君用,是外其教者,誅其身而沒其家,不爲之過。”

專門頒佈法令,嚴懲不做官者,從反面也反映了當時“人多不樂仕進”現象的普遍性。

二、明初“文人多不仕”現象的原因

明初文人爲什麼“不樂仕進”?筆者認爲主要有以下原因:

1明朝的官俸太低

朱元璋出身農民,常把宮俸與農民的收入相比較,用“祿以代耕”作爲制訂官吏俸祿的標準,因此,實行低俸制。明代官員俸祿,始定於洪武四年(1371),因支米,故稱祿米。祿米以石計,九品年祿依次爲900、750、600、500、400、300、270、240、180、160、100、90、80、75、70、65、60、50。各按月支給。這次所定官俸,籤於當時歷史條件和經濟狀況,與前代相比,整體上偏低。洪武十三年(1380),重定官員俸祿,除給祿米外,還給俸鈔。這次所定官俸,較前一次普遍提高。到洪武二十年(1387),又一次重定官員俸祿,取消了俸鈔,只保留祿米,除正一品和八、九品外。其餘均低於洪武十三年祿米而與洪武四年祿米大略相當。這次所定的俸米數,成爲明朝官俸的“永制”。後人對明代俸祿。作了種種評論。趙翼《廿二史札記》專門列了一條:“明官俸最薄。”《明史》也說:“自古官俸之薄,未有若此者。”

唐、宋、元時期,官位分品,職官者給俸祿、頒公田(即職田),以職田之租入,補充俸祿之不足。宋代縣令有職田,而且職田的收入可觀,多者可達900餘斛,少者亦有300來斛。洪武十年之前,亦有職田制,以其租賦,充實俸祿;但洪武十年後,“令還田給祿米”。罷廢職田制,官員的實祿就更低了。比如,漢朝的太守,歲實祿是1200石米,而明初正一品的歲祿才1000石米,大致等同於漢代一個縣令的俸祿。又據《皇朝經世文編》所載:“麒上州司馬,秩五品,歲稟數百石,月俸六七萬,官足以庇身,足以養家。今(指明初洪武時期——筆者注)之制祿不過唐人之十二三,彼無以自瞻。”相比之下懸殊之大令人乍舌!

俸薄不足以養生,是導致明初“文人多不仕”現象出現的經濟原因。

2朱元璋以猛治國,刑用重典

朱元璋曾說:“奈何胡元以寬而失,朕收平中國,非猛不可!”又說:“吾治亂世,刑不得不重。”爲此,朱元璋進行了頻繁的重刑立法。除明律規定的笞、杖、徒、流、死(絞、斬)五種常刑之外,朱元璋還創立了“廷杖”制度和極端殘酷的法外刑。 河南陝西

明史卷四十二

志第十八地理三

○河南陝西

河南《禹貢》豫、冀、揚、兗四州之域。元以河北地直隸中書省,河南地置河南江北行中書省。治汴梁路。洪武元年五月置中書分省。治開封府。二年四月改分省爲河南等處行中書省。三年十二月置河南都衛。八年十月改都衛爲都指揮使司。九年六月改行中書省爲承宣布政使司。府八,直隸州一,屬州十一,縣九十六。爲裏三千八百八十有奇。北至武安,與北直、山西界。南至信陽,與江南、湖廣界。東至永城,與山東、江南界。西至陝州,與山西、陝西界。距南京一千一百七十五里,京師一千五百八十里。洪武二十六年編戶三十一萬五千六百一十七,口一百九十一萬二千五百四十二。弘治四年,戶五十七萬五千二百四十九,口四百三十六萬四百七十六。萬曆六年,戶六十三萬三千六十七,口五百一十九萬三千六百二。

開封府元汴梁路,屬河南江北行省。洪武元年五月曰開封府。八月建北京。十一年,京罷。領州四,縣三十:

祥符倚。洪武十一年正月建周王府。大河舊在城北。正統十三年,河決滎陽,東過城西南,而城遂在河北。東爲開封縣,元時同治郭內,洪武中省。南有硃仙鎮。東北有陳橋鎮。

陳留府東少南。北有大河。東北有睢水,下流至南直宿遷縣合泗水。

巳府東南。北有睢水,又有舊黃河,洪武二十五年河決之故道也。嘉靖三十六年,全河合淮入冠華居小說以爲岍山。西南有白環谷,白環水出焉。西有弦蒲藪,汭水出焉,下流合於涇水。南有渭水。西南有方山原。又南有隴安、西南有香泉二巡檢司。東南距府百八十里。

漢中府元興元路,屬陝西行省。洪武三年五月爲府。六月改名漢中府。領州一,縣八。東北距布政司九百六十里。

南鄭倚。萬曆二十九年十月建瑞王府。西南有巴嶺山,南連孤雲、兩角、米倉諸山,達四川之巴州。南濱漢水,又曰沔水,源自嶓冢,經縣界,下流至湖廣漢陽府入大江。又有沮水,漢水別源也,又西北有褒水,俱流入漢水。南有青石關巡檢司。

褒城府西北。洪武十年六月省入南鄭縣,後復置。東北有褒谷,自此出連雲棧,北抵斜谷之道也。南有沔水,即漢水也。又有廉水,又城東有褒水,西南有讓水,一名遜水,下流俱入沔水。北有雞頭關巡檢司。又有虎頭關。西北有漢陽關。

城固府東少北。南有漢水。東北有壻水,又名智水,下流入漢水。又西北有黑水,或雲即褒水之上源。

洋府東南。元洋州。洪武三年降爲縣。十年六月省入西鄉,後復置。北有興勢山。東有黃金谷。南有漢水。西北有壻水,西有灙水,亦曰駱谷水,又東有酉水,俱南入漢。

西鄉府東南。東有饒風嶺,有關。北有漢水。東有洋水,即清涼川也,西北合木馬河入漢。東南有鹽場關、西南有大巴山、東北有子午鎮三巡檢司。

鳳府西北。元鳳州。洪武七年七月降爲縣。南有武都山。北有嘉陵江,源出縣之嘉陵谷,下流至四川巴縣入於大江。又東有大散水,亦注於嘉陵江。東北有清風閣巡檢司。南有留壩巡檢司,後遷廢丘關,又遷柴關,仍故名。南有仙人關。西有馬嶺關。

沔府西。元沔州,屬四川廣元路。洪武三年改屬漢中府,省州治鐸水縣入州。七年七月降爲縣。十年六月省入略陽,後復置。成化二十一年六月屬寧羌州。嘉靖三十八年十一月仍屬府。北有鐵山。東南有定軍山。南有漢水。西有沮水,又有大安水,南入於漢。西南有大安縣,洪武初廢。又西有石頂關。

寧羌州本寧羌衛。洪武三十年九月以沔縣之大安地置。成化二十一年六月置州,屬府。東北有五丁山,亦曰金牛峽。北有嶓冢山,漢水出焉,亦曰漾水,下流至湖廣漢陽縣合大江。又東有嘉陵江,西有西漢水合焉。西南有白水,自洮州衛流經此,亦曰葭萌水,有白水關,其下流至四川昭化縣合於嘉陵江。又東北有濜水,流入漾水,謂之濜口。又東有沮水。北有陽平關巡檢司。東北距府三百里。領縣一:

略陽州北。元屬沔州。洪武三年屬府。成化二十一年六月改來屬。西有盤龍山。東南有飛仙嶺,棧道所經也。東有沮水,爲漢水之別源。南有嘉陵江,西北有犀牛江,即西漢水也。又西有白水江。東北有九股樹、西有罝口二巡檢司。又西北有白水鎮巡檢司,後廢。

延安府元延安路,屬陝西行省。洪武二年五月爲府。領州三,縣十六。南距布政司七百四十里。

膚施倚。東有延水,又有清化水流入焉。

安塞府西北。西有洛水。北有延水,出縣西北之蘆關嶺,又東南有西川水,北有金明川,俱流入焉。又北有塞門守禦千戶所,洪武十二年置。西南有敷政巡檢司。

甘泉府西南。北有野豬峽。西有洛河,南有伏陸水流入焉。又東北有庫利川。

安定府東北。北有高柏山,懷寧河出焉,東流入於無定河。西北有白洛城,洪武三年築。

保安府西北。西南有洛河,有吃莫河流入焉。北有大鹽池。又西有靖邊守禦千戶所,隆慶元年二月置。北有順寧巡檢司。

極品修士 宜川府東。南有孟門山,在大河中流。又西南有銀川水,北有汾川水,西南有丹陽諸川,俱流入大河。

延川府東少北。東濱大河。北有吐延川,合清澗水,流注於大河。又東北有永寧關,臨河。

延長府東。東濱河。南有延水,流入大河。

青澗府東北。元屬綏德州。嘉靖四十一年改屬府。東有黃河,東北有無定河流入焉。又西有青澗河。

鄜州東有洛水,南與單池水合,又名三川水。西有直羅巡檢司。北距府百八十里。領縣三:

洛川州東南。西南有洛水。東南有鄜城巡檢司。

中部州南。北有橋山,亦曰子午嶺,沮水出焉。西北有谷河及子午水,俱入於沮水。又東北有洛水。

宜君州南。西南有玉華山,又有鳳凰谷。東有洛水。東北有沮水。

綏德州洪武十年五月省入府,後復置。南有魏平關。東有黃河。城東有無定河,一名奢延水,亦曰水,西北有大理水流入焉。東北有官菜園渡口巡檢司。西南距府三百六十里。領縣一:

米脂州北。西有無定河。有大理水,又有小理水,西北有明堂川,俱流入無定河。北有碎金鎮、西南有克戎寨二巡檢司。又西有銀州關,成化七年修築。

葭州洪武七年十一月降爲縣,屬綏德州。十三年十一月復升爲州,屬府。東濱大河,西有葭蘆河,城東有真鄉川流合焉。西南距府五百八十里。領縣三:

吳堡州南。元屬州。洪武七年十一月改屬綏德,尋省。十三年十一月復置,還屬。東濱河。

神木州北。洪武初省。十三年十一月復置。西北有楊家城,正統五年移縣治焉。成化中,復還故治。南有大河。北有濁輪川。西南有屈野川。

府谷州東北。洪武初省。十三年十一月復置。東濱大河,北有清水川入焉。

慶陽府元屬鞏昌總帥府。洪武二年五月直隸行省。領州一,縣四。東南距布政司五百七十里。

安化倚。洪武二十四年四月建慶王府。二十六年遷於寧夏衛。元省。洪武中復置。東北有白於山,洛水所出。又城東有東河,西有西河,流合焉,下流爲馬蓮河。又西有黑水河,源出縣北之太白山,下流至長武縣合於涇河。東北有槐安、北有定邊二巡檢司。又西南有驛馬關、又有靈州、又有大鹽池三巡檢司,廢。

合水府東南。東有建水,西有北岔河,流合焉,謂之合水,西南入馬蓮河。又東北有華池水,有平戎川流合焉,東入鄜州之洛河。有華池巡檢司。

環府西北。元環州,屬鞏昌總帥府。洪武初,降爲縣,來屬。西有環河,出縣北青岡峽,下流爲府城之西河。又南有黑水河,又有鹼河,西南有甘河,俱注於環河。又西有葫蘆泉。西北有清平關。西北有安邊守禦千戶所,弘治中置。

真寧府東南。元屬寧州。萬曆二十九年改屬府。西有馬蓮河。南有大陵、小陵諸水,即九陵川之上源也。東有雕山嶺巡檢司。

寧州元屬鞏昌總帥府。洪武中來屬。東有橫嶺,又有九龍川,亦曰寧江,亦曰九陵川,西南流,會上流羣川,而南注於涇河。東北有襄樂巡檢司。北距府百五十里。

平涼府元屬鞏昌總帥府。洪武三年五月直隸行省。領州三,縣七。東南距布政司六百五十里。

平涼倚。洪武二十四年建安王府。永樂十五年除。二十二年,韓王府自遼東開原遷此。西南有可藍山。西有崆峒山。又有笄頭山,涇水出焉,下流至高陵縣入渭。又西有橫河,東有湫峪河,俱流入涇河。又西有羣牧監。洪武三十年置陝西行太僕寺。永樂四年置陝西苑馬寺,領長樂等六監,開成等二十四苑,俱在本府及慶陽、鞏昌境內。正統三年又並甘肅苑馬寺入焉。又東有通梢關。

崇信府東南。北有汭水。西南有赤城川,南有白石川流合焉。 變身冥神少女 下流合於涇水。

華亭府南。西有小隴山。西北有瓦亭山,有瓦亭關巡檢司,所謂東瓦亭也。東北有涇河。東南有汭水。又東南有三鄉鎮,北有馬鋪嶺二巡檢司。

鎮原府東北。元鎮原州,屬鞏昌總帥府。洪武初,降爲縣,來屬。西北有胡盧河,分二流,一北注於黃河,其支流東南注於涇河。南有高平川,流入胡盧河。西有安平寨巡檢司。西北有蕭關。西南有木峽關。又西有石峽關。南有驛藏、木靖二關。

隆德府西南。元屬靖寧州。嘉靖三十八年十一月改屬府。東有好水,西流與苦水合。西北有武延川,流入好水。東南有捺龍川,流入苦水。

涇州元直隸陝西行省。洪武三年以州治涇川縣省入,來屬。舊治在涇水北。今治本皇甫店,洪武三年徙於此。北有涇河,有汭水。東有金家凹巡檢司。西北距府百五十里。領縣一:

靈臺州東南。西北有白石原。東北有三香水,一名三交川,下流至邠州合涇水。又西南有細川水,東北流合於三交川。

靜寧州元屬鞏昌總帥府。洪武中來屬。南有隴山。北有橫山,即隴山支阜。南有水洛川,一名石門水,下流至秦州入略陽川。又西有苦水河,即高平川之上源。東距府二百三十里。領縣一:

莊浪州東南。元莊浪州,直隸陝西行省。洪武三年屬鳳翔府。八年三月降爲縣,來屬。西有苦水川。

固原州本固原守禦千戶所,景泰三年以故原州城置。成化四年升爲衛。弘治十五年置州,屬府。西南有六盤山,上有六盤關,東北有清水河出焉,下流合鎮原縣之胡盧河。又北有黑水,北流入於大河。又東西有二朝那湫,其下流注於高平川。南有開成州,元直隸陝西行省,治開成縣。洪武二年省州,以縣屬平涼府。成化三年廢縣。又東南有廣安州,元屬開成州,洪武二年省。又西有甘州羣牧所,永樂中置。又西北有西安守禦千戶所,成化五年以舊西安州置。北有鎮戎守禦千戶所,成化十二年以葫蘆峽城置。東北有平虜守禦千戶所,弘治十四年以舊豫望城置。又北有下馬關,嘉靖五年置。東南距府百七十里。

鞏昌府元屬鞏昌總帥府。洪武二年四月直隸行省。領州三,縣十四。東距布政司千六十里。

隴西倚。西有首陽山,上有關。北濱渭水,東有赤亭水,西流入焉。

安定府北。元定西州,屬鞏昌總帥府。至正十二年三月改名安定州。洪武十年降爲縣,屬府。北有車道峴。西有西河,東有東河,流合焉。北有巉口巡檢司。

會寧府東北。元會州,屬鞏昌總帥府。至正十二年三月改爲會寧州。洪武十年降爲縣,屬府。東有響水,北流入大河。東有青家巡檢司。

通渭府東北。北濱渭,西有華川,東流入焉。

漳府南。西南有故城。今治,正統中所徙。西北有西傾山。南有漳水,北流入渭。東南有鹽井。

寧遠府東。南有太陽山,舊產鐵。北有桃花峽,兩山夾峙,渭水經其中。西有廣吳水,又有山丹水,俱源出岷州,並流北注渭。

伏羌府東。西南有硃圉山,俗名白崖山。北有渭水,西南有永寧河,西有洛門川,俱東北注於渭。

西和府東南。元西和州,屬鞏昌總帥府。洪武十年降爲縣,屬府。舊治在西南白石鎮,洪武中,移於今治。北有祁山。南有黑谷山,上有關。西北有西漢水,亦曰鹽官水。西南有濁水,即白硃江也。東北有鹽井。

成府東南。元成州,屬鞏昌總帥府。洪武十年降爲縣,屬府。西北有仇池山。東南有西漢水。西南有濁水,又西有建安水,又有洛谷川,俱流入西漢水。又東有泥陽水,下流至徽州界入嘉陵江。又北有黃渚關巡檢司。

秦州元屬鞏昌總帥府。洪武二年屬府,省州治成紀縣入州。西南有嶓冢山,西漢水出焉,下流至寧羌州合嘉陵江。東北有渭水,有秦水東流入渭。又西有西谷水,下流入西漢水。又南有籍水,西南有段谷水流入焉。 總裁的黑天鵝 又東有長離水,即瓦亭川下流也,俱流入於渭。南有高橋巡檢司。又有石榴關。又有現子關。西距府三百里。領縣三:

秦安州北。東有大隴山。又東北有瓦亭山,所謂西瓦亭也。城南有渭水。又西有隴水,瓦亭川自東北流合焉。又東有鬆多川,下流入於秦水。又東有隴城關巡檢司。

清水州東。東有隴山,有盤嶺巡檢司。西南又有小隴山。西有渭水。東有秦水,南有清水流入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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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州西南。元禮店文州軍民元帥府,屬吐蕃宣慰司。洪武四年十一月置禮店千戶所。十一年屬岷州衛。十五年改屬秦州衛。成化九年十二月置禮縣於所城,屬州。故城在東。洪武四年移於今治。東南有西漢水。西南有岷峨山,岷江出焉,東南流入階州界合於西漢水。又西有漩水鎮、南有板橋山二巡檢司。

階州元屬鞏昌總帥府。洪武四年降爲縣,屬府。十年六月復爲州。舊城在東南坻龍岡上。今城,洪武五年所置。北有白水江。東北有犀牛江,即西漢水也。又西北有羌水,下流合白水江。又東有七防關巡檢司。西北距府八百里。領縣一:

文州東南。元文州。至元九年十月置,屬吐蕃宣慰司。洪武四年降爲縣,屬府。十年六月改屬州。二十三年三月省。成化九年十二月復置,仍屬州。東南有青唐嶺,路入四川龍安府。東有白水,西有黑水,流合焉。又北有羌水,一名太白水。東有文縣守禦千戶所,本文州番漢千戶所,洪武四年四月置。二十三年改文縣守禦軍民千戶所。成化九年更今名。又東有玉壘關。西北有臨江關。

徽州元屬鞏昌總帥府。洪武十年六月降爲縣,屬府,後復升爲州。東南有鐵山。南有嘉陵江,又有河池水流入焉。又南有虞關巡檢司。西南有小河關。西北距府四百八十里。領縣一:

兩當州東。洪武十年六月省入徽縣,後復置,屬州。南有嘉陵江。

臨洮府元臨洮府,屬鞏昌總帥府。泰定元年九月改爲臨兆路。洪武二年九月仍爲府。領州二,縣三。南距布政司千二百六十里。

狄道倚。西南有常家山,與西傾山相接。北有馬寒山,浩尾河出於其北,阿幹河出於其南,俱東流入大河。又西南有洮河,自洮州衛流入。又東有東峪河,南有邦金川,皆流會洮河。北有摩雲嶺巡檢司。又北有打壁峪關,有結河關。南有南關,有下襯關,有八角關、十八盤關。西有三坌關,有分水嶺關。

渭源府東少南。西有南谷山,渭水所出。又有鳥鼠山,渭水所經,東至華陰縣入大河。又西有分水嶺,東流者入渭,西流者入洮,上有分水嶺關巡檢司。又西南有五竹山,清源河出焉,逕縣東南入渭。

蘭州元屬鞏昌總帥府。洪武二年九月降爲縣,來屬。成化十三年九月復爲州。建文元年,肅王府自甘州衛遷此。南有皋蘭山。北濱大河,所謂金城河也,湟水自西,洮水、阿幹河俱自南,先後流入焉。又西南有灕水,合於洮水。北有金城關,下有鎮遠浮橋,有河橋巡檢司。西北有京玉關,南有阿幹鎮關。西南有鳳林關。南距府二百十里。領縣一:

金州東少南。元金州,屬鞏昌總帥府。洪武二年九月降爲縣,屬府。成化十三年改屬州。舊城在南,洪武中,移於今治。北有大河,東北流亂山中,入靖虜衛界。又南有浩尾河,一名閃門河,入於大河。東北有一條城,萬曆二十五年置。 明朝中後期服飾文化特徵探析(轉)

摘要:本文分析比較了明代中後期與明代初期服飾文化體現出的迥然不同的特徵及其具體表現,認爲這些特徵的出現是明代中後期商品經濟空前活躍和繁榮的產物,反過來又促進了紡織等行業封建生產方式的變革。

服飾是人類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最集中的體現,也是一個社會和時代進化的晴雨表。隨着商品經濟的高度發展,明朝中後期的服飾從生產、供銷到消費諸環節都發生了與傳統生活方式迥乎不同的異動傾向,呈現出鮮明的文化特徵,本文試就此略作探析。

一、僭禮越制的突破性

服飾不僅僅具有穿着打扮的實用價值,在封建社會還是一個人社會地位、貴賤尊卑的標誌。早在戰國時代,荀子就提倡“衣服有制,宮室有度”(《荀子·王制》),西漢時賈誼又詳細闡述了“奇服文章以等上下而差貴賤”(《新書》卷1)的意義,因此這個原則一直根深蒂固縈結於歷代帝王的思想之中,“易冠服”幾乎成了每一個創業繼統之君安邦定國最重要的政治措施之一。所謂“一代之興,必有一代冠服之制”,[1]其文化意蘊就正在此。

洪武元年(1386)二月,明太祖朱元璋立國伊始,就下了一道“悉命復衣冠如唐制”的詔令,對全國官民百姓衣冠服飾的形制、質地和顏色都作了嚴格規定:士民皆束髮頂,官則烏紗帽、圓領袍束帶,黑靴;士庶則服四帶巾、雜色盤領衣,不得用黃、玄;樂工冠青卍字頂巾,系紅綠帛帶;士庶妻首飾許用銀鍍金,耳環用金珠,釧鐲用銀,服淺色,團衫用絲、綾羅、綢絹;其樂妓則戴明角冠,皁褙子,不許與庶民妻同。[2]

兩年後朱元璋覺得四帶巾不盡完善,“複製四方平定巾頒行天下,令士人吏民鹹如式制服之”[3];又令“男女衣服並不得用金繡錦綺絲綾羅,止用綢絹素紗,首飾、釧鐲不得用金玉珠翠,止用銀,靴不得裁製花樣、金錢裝飾,違者罪之”[4]。洪武五年(1372),“令民間婦人禮服惟紫,不得金繡,袍衫止紫、綠、桃紅及諸淺淡顏色,不許用大紅、鴉青、黃色”;洪武六年(1373),“令庶人巾環不得用金玉、瑪瑙、珊瑚、琥珀,(官吏)未入流品者同;庶人帽不得用頂,帽珠止許水晶、香木”[5]。爲了確保這些制度的貫徹執行,洪武十三年(1380)頒佈的《大明律》特設“服舍違式”條,對於越級使用服飾的行爲作出嚴厲懲處:“若常服僭用錦綺、絲、綾羅、彩繡……及將大紅銷金製爲帳幔、被褥之類,婦女僭用金繡閃色衣服、金寶、首飾、鐲釧及用珍珠綠綴,衣履並結成補子蓋額纓絡等件,倡伎僭用金首飾鐲釧者,事發,各問以應得之罪(按即有官者杖一百,罷職不敘,無官者笞五十,罪坐家長),服飾器用等物並追入官。”[6]到洪武二十六年(1393),朱元璋又作了一次較大的調整,並補充了一些新的內容。至此,明代服飾制度基本成型,其規定之嚴密,範圍之廣泛,可以說是空前絕後的。

這裏之所以不厭其煩地交待朱元璋的服飾制度,是因爲這些繁縟苛刻的規章建構起了明初等級森嚴的政治體系,建構起了尊卑有序貴賤分明的服飾文化氛圍:國朝士女服飾,皆有定製。洪武時律令嚴明,人遵畫一之法。[7]大明國有其制,不獨農工商不敢混冒;雖官爲郡丞郡,非正途出身亦不敢服(儒服)。[8]

其便服,自職官大僚而下至於生員,俱戴四角方巾,服各色花素綢紗綾緞道袍。其華而雅重者,冬用大絨繭綢,夏用細葛,庶民莫敢效也;其樸素者,冬用紫花細布或白布爲袍,隸人不敢擬也……其市井富民,亦有服紗綢綾羅者,然色必青黑,不敢從新豔也。[1]

這種文化氛圍的突出特徵是單調、保守、拘謹、呆板,而明朝中後期服飾的“去樸從豔”、“僭擬無涯”,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明初以來的禮法道德秩序,則是其最重大的社會意義所在。

自明中葉以降,隨着商品經濟的繁榮,富商大賈不再甘於禮制的約束,憑藉財勢恣意享樂,一擲千金在所不惜,從而帶動了整個社會風尚的嬗變。這股風潮濫觴於成化(1465-1487)、弘治(1488-1505)時期,如湖北安陸府在成、弘以前,“俗椎魯少機械”,“衣無綺紈之飾”,此後則“聲名漸闢,文物轉盛,生齒繁多,機心蝟起”[9]。

浙江新昌縣在“成化以前。平民不論貧富。皆遵國制。頂平定巾。衣青直身。穿皮靴。鞋極儉素;後漸侈。士夫峨冠博帶。而稍知書爲儒童者。亦方巾彩履色衣。富室子弟或僭服之”[10]。其它地方也不同程度地出現了“綺靡之服。金珠之飾”[11]。不過當時商品經濟不太發達。傳統地生活程式仍占主導地位。少數人地標新立異尚未對整個社會風尚構成強烈地震盪。作爲商品經濟新時代地開始。或者說具有改變傳統社會生活模式性質地風俗變遷。是從正德(1506-1521)、嘉靖(1522-1566)年間開始地。萬曆(1573-1619)時臻於極盛。明末仍有餘流。入清以後一度中折。經過清初地休養生息。“康乾盛世”又故態復萌。

早在弘、正之際。禮科都給事中周璽(?-1508)就上疏指出:“中外臣僚士庶之家。靡麗奢華。彼此相尚。而借貸費用。習以爲常……首飾則濫用金寶。娼優下賤以綾緞爲絝。市井光棍以錦繡緣襪。工匠技藝之人任意製造。殊不畏憚。雖蒙朝廷禁止之詔屢下。而民間僭用之俗自如。”[12]著名文學家李夢陽(1473-1530)也說:“今商賈之家。策肥而乘堅。衣文繡綺……其富與王侯埒也。”[13]揚州商人資本雄厚。更是“無不盛宮室、美衣服、侈飲食、飾輿馬及諸攤錢之戲。”[14]著名學者顧起元(1565-1628)還以其親身見聞概括了南京地風尚變遷:“正、嘉以前。南都風尚厚爲醇厚……軍民以營生務本、畏官長、守樸陋爲常。後飾帝服之事少。而買官鬻爵、服舍亡等、幾與士大夫抗衡者。百不一二見之;婦女以深居不露面、治酒漿、工織爲常。珠翠綺羅之事少。而擬飾倡妓、交結紺媼、出入施施無異男子者。百不一二見之。”[15]但是正、嘉以後地變化。如同風雲際會瞬息萬變。他借用東漢王符《潛夫論·浮侈篇》中地一句話來說明:“今京師貴戚。衣服、飾食、車輿、文飾、廬舍皆過王制。僭之甚矣。”進而感慨“近日留都風尚往往如此。奢僭之風在閭左。富戶甚於縉紳”[16]。連山東博平縣這樣地小城。也是“至正德、嘉靖間而古風漸渺……市井販鬻廝隸走卒亦多纓帽緗鞋紗裙細絝”[17]。鄆城百姓在正德、嘉靖前老實敦厚。易於治理。此後卻“竟尚奢靡。齊民而士人之服。士人而大夫之服……胥隸之徒亦華侈相高。日用服食擬於市宦”[18]。江西永豐縣從前“男子惟綢布土縑。富者間衣文綺。以襲以布。謂之襯衣。士非達官。員領不得輒用絲。女子服飾視貧富以爲豔樸”。但嘉靖中葉卻是“不以分制。而以財制。侈富逾節者亦既多矣”[19]。同時地南直隸六合縣也是“皆高帽大袖。 娘娘有毒:王爺,您失寵了 履舄無等。婦女高髻長衣短裳。珠綺之飾頗侈僭”[20]。南通州在弘治、正德間“猶有淳本務實之風。士大夫家居多素練衣、緇布冠。即諸生以文學名者。亦白袍青履遊行市中。庶氓之家則用羊腸葛及太倉本色布。此二物價謙而質素。故人人用之。其風俗儉薄如此”。但萬曆時“裏中子弟謂羅綺不足珍。及求遠方吳綢、宋錦、雲縑、駝褐價高而美麗者以爲衣。下逮絝襪。亦皆純採……向所謂羊腸葛、本色布者。久不鬻於市。以其無人服之也。至於駔會庸流、幺麼賤品。亦帶方頭巾。莫知厲禁。其徘優隸卒、窮居負販之徒。躡雲頭履行道上者踵相接。而人不以爲異”[21]。全國很多地方都出現了“不絲帛不衣。不金線不巾。不雲頭不履”[22]地現象:在南直松江。“奴隸爭尚華麗”。“女裝皆踵娼妓”。“大家奴皆用三穰官履。與士宦漫無分別”[23];在河南內丘。“門快輿皁無非雲履。醫卜星相莫不方巾”[24];在福建福安。“方巾盈路。士大夫名器爲村富所竊。而屠販奴隸亦有着雲履而白領緣者”[25]……檢閱明朝中後期史籍。類似事例俯拾皆是。不勝枚舉。所以萬曆時曾任吏部尚書地張瀚(1513-1595)這樣總結說:“人皆志於尊崇富侈。不復知有明禁。羣相蹈之。” 腹黑萌寶:拐個爹爹送娘親 “人情以放蕩爲快。世風以侈靡相高。雖逾制犯禁。不知忌也。”[7]準確明瞭地反映了當時人們在服飾方面地心態。成爲今人研究明朝中後期服飾文化特徵地不刊之言。

這種公然地僭禮越制居然成爲“人不以爲異”地社會風尚。除了富商大賈地興風作浪之外。具有特別身份地士大夫階層地攀比、競爭也起了推波助瀾地作用。當時人把社會生活方式地改變。歸結於“豪門貴室。導奢導淫”。[23]“大抵始於城市。而後及於郊外。始於衣冠之家。而後及於城市”[26]。如內閣首輔張居正(1525-1582)政治上銳意改革。生活上卻極盡奢靡。“性喜華楚。衣必鮮美耀目。膏澤脂香。早暮遞進……一時化其習。多以侈飾相尚”;工部郎徐漁浦。“每客至。必先偵其服何抒何色。然後披衣出對。兩人宛然合璧。無少差錯”[27]。在這種價值導向之下。一般市民也競相以奢侈。“服舍違式。婚宴無節。白屋之家。侈僭無忌”[28]。終於蔚爲一代時尚。嚮明初確定地禮法道德秩序展開了猛烈地衝擊。

朱元璋曾對全國官民百姓衣冠首飾地式樣作了明確規定。但明朝中後期地服飾卻是新式新制。變幻莫測。已大大沖決封建網羅。詳見下文。

朱元璋曾嚴厲禁止官民百姓服飾僭用龍鳳紋。違者。“官民各杖一百。徒三年;工匠杖一百。連當房家小起發赴京。籍充局匠”[6](洪武八年三月。“智勇超邁”、戰功顯赫地德慶侯廖永忠甚至因僭用龍鳳紋而被賜死)。酷肖龍袍地蟒衣(少一爪)。只有內閣大臣受皇恩賞賜纔有資格穿着。佩玉腰帶則只有三品以上高級官員才能享用。違者比照僭用龍鳳紋擬斷。但在明朝後期。“內官衣蟒腰玉者。禁中殆萬人。而武臣萬戶以上即腰金。計亦不下萬人。至於邊帥緹騎。冒功繳賞。腰玉者又不知其幾也”[29]。甚至連小小地八品官也“皆僭系金帶。衣麟蟒”[30]。當時人總結地“天下服飾僭擬無等者”有三種人:其一爲勳戚。如散騎舍人不過八品芝麻官。卻“皆衣麟服。系金帶。頂褐蓋”;附馬庶子按例當爲庶民。然“其衣亦如勳衛。而衷以四爪象龍”。其二爲宦官。“輒衣似蟒、似鬥牛之衣。名爲‘草獸’。金珠晃目。揚鞭長安道上。無人敢問”;王府承奉“亦被蟒腰玉。與撫按藩臬往還宴會。恬不爲怪也”。其三爲婦女。“至賤如長班。至穢如教坊。其婦外出。莫不首戴珠箍。身被文繡。一切白澤、麒麟、飛魚、坐蟒。靡不有之”[31]。與公侯補繡毫無二致。

朱元璋曾於洪武二十四年(1391)規定。文武百官視事辦公地常服——團衫。其前胸後背均綴用金銀綵線繡成地飾服。稱爲“補子”。其服遂名“補服”。以標識品級之高下。其中公、侯、伯、駙馬繡麒麟、白澤(傳說中能言、通達萬物之情地神獸)。文官一品繡仙鶴翩翩翱翔。二品繡錦雞安然漫步。三品繡孔雀沖天着地。至九品則繡鵪鶉覓食草叢。未入流地雜職官繡練鵲。至於教坊司樂工。

其地位卑鄙,只能戴青色卍字巾,系紅綠褡禣,常服則綠頭巾,“以別於士庶”。教坊官由於“近墨者黑”,亦被視爲“有溷清流”。然而這個嚴密的等級體系卻在明朝後期被衝開了一個大缺口,“向聞教坊官繡補俱圓,其實正方,與朝臣無異,且亦衣練鵲如士夫”[32],甚至樂工的裝束也是“進賢冠束帶,竟與百官無異,且得與朝會之列”[33]。教坊司妓女由於經常出入交際場中,完全突破了只許穿劣質衣服的禁令,“倡優服飾侈於貴族”[34],並領導着時裝潮流,新式新制,世間爭相仿效:“弘治、正德初,良家恥類娼妓,自劉長史更仰心髻效之,漸漸因襲,士大夫不能止。近時冶容,猶勝於妓,不能辨焉。”[35]“南曲衣裳妝束,四方取以爲式”,特別是秦淮名妓的服飾,號稱“時世妝”[36],更爲世人所模仿。本來只能“戴明角冠,皁褙子”的賤民,如今卻成了時裝潮流的領袖,這當是明初肉食者們始料所未及的。

朱元璋曾嚴格規定庶民百姓只能“服淺色”,不得穿閃光錦綺,首飾不得用金玉珠翠。但在明朝後期,大紅禮服“以爲常服,甚而用錦緞,又甚而裝珠翠矣……寢淫至於明末,擔石之家非繡衣大紅不服,婢女出使非大紅裏衣不華”[37]。當是男子服錦綺,女子飾金珠”[7]的現象蔚然成風,國家律令被置若罔聞,“巾服違制之禁,視若弁髦矣”[38]。明朝政府的強權約束在商品經濟大潮中已變得軟弱無力,封建等級體系被徹底打亂,這是明朝中後期服飾變遷所蘊含的最重大的社會意義。

二、追逐時髦的流變性

明朝中後期服飾的變遷,大抵說來,質地由低廉樸素轉向高貴華麗,顏色由淺淡單調轉向鮮豔紛繁,式樣由規整刻板轉向新奇複雜,而且變換週期短促,極力追求時髦,日新月異,令人目不暇接,成爲中國古代服飾史上最豐富多彩的發展時期。

以河南太康縣爲例,“國初時衣衫褶前七後八,弘治間上長下短褶多;正德初上短下長三分之一,士夫多中停,冠則平頂,高尺餘,士夫不減八九寸;嘉靖初服上長下短似弘治時,市井少年帽尖長,俗雲邊鼓帽。弘治間婦女衣衫僅掩裙腰,富者用羅綾紗絹,織金彩通袖,裙用金彩膝,髻高寸餘;正德間衣衫漸大,裙褶漸多,衫唯用金彩補子,髻漸高;嘉靖初衣衫大至膝,裙短褶多,髻高如官帽,皆鐵絲胎,高六七寸,口周尺二三寸餘”[39]。同時的福建建寧縣,“男飾皆瓦籠帽,衣履皆絲,時改新樣;女飾衣錦綺,被珠翠,黃金橫帶,動如命婦夫人”[40]。

萬曆初年的南直隸通州,“衣長,裙闊,領寬,腰細,倏忽變異,號爲時樣”[21]。尤其是東南都會南京,在這方面非常突出,“殊形詭制,日異月新”。僅一小小的頭巾,就有漢巾、晉巾、唐巾、諸葛巾、純陽巾、東坡巾、陽明巾、九華巾、玉臺巾、逍遙巾、華陽巾、四開巾、勇巾等名目,質地則有帽羅、緯羅、漆紗、馬尾紗、龍鱗紗等品種,“至以馬尾織爲巾,又有瓦楞、單絲、雙絲之異,於是首服之侈汰,至今日極矣”;鞋子在以前只有雲履、素履,萬曆時又有了方頭短臉、鞋、羅漢革及、僧鞋等樣式,“其跟益務爲淺薄,至拖曳而後成步,其色則紅紫黃綠亡所不有”[41]。而範濂(1540-?)根據親身經歷記載松江的服飾變遷,既顯得真實可信,且可見其追逐時髦的勢頭似乎更在南京之上:餘始爲諸生,見朋輩戴橋樑絨線巾,春元戴金線巾,縉紳戴忠靖巾。自後以爲煩,俗易高士巾、素方巾,復變爲唐巾、晉巾、漢巾、褊巾。丙戌(萬曆十四年,1586)以來,皆用不唐不晉之巾……今又有馬尾羅巾、高淳羅巾。男人衣服,予弱冠時,皆用細練裙褶,老者上長下短,少者上短下長,自後漸易兩平,其式即皁隸所穿冬暖夏涼之服,蓋胡制也。後改陽明衣、十八學士衣、二十四氣衣,皆以練爲度,亦不多見。隆、萬以來,皆用道袍,而古者皆用陽明衣,乃其心好異,非好古也。綾絹花樣,初尚宋錦,後尚唐漢錦、晉錦,今皆用千鍾粟倭錦、芙蓉錦大花樣,名四朵頭,視漢唐諸錦,皆稱厭物矣。羅·初尚暖羅、水圍羅,今皆用湖羅、馬尾羅、綺羅,而水圍羅又下矣。其他紗綢,更易不可勝計。[23]

這裏提到的忠靖巾,即忠靜冠,系嘉靖七年(1528)特定的官員燕居冠戴,京官則七品以上及八品以上翰林院、國子監、行人司,地方則各省方面官及府州縣官纔有資格使用,武官限都督以上,其餘人等不得濫用。但是“嘉靖末年以至隆、萬兩朝,深衣大帶,忠靖、進士等冠,唯意制用……朝家也曾設禁,士民全不知警”[42]。北直隸廣平府也是“忠靜之制,雜流、武弁、驛遞、倉散等官皆僭之,而儒生、學子羨其美觀,加以金雲,名曰凌雲巾”[34]。至於上文涉及的瓦籠馬宗帽,又稱瓦楞帽或瓦楞馬宗帽,以馬牛尾編結而成,範濂也記載了它在松江地區的流變:“瓦楞馬宗帽,在嘉靖初年惟生員始戴,至二十年外,則富民用之,然亦僅見一二,價甚騰貴……萬曆以來,不論貧富皆用馬宗,價亦甚賤,有四五錢、七八錢者。”[23]而萬曆中葉浙江海寧縣的瓦楞帽僅“所值一二錢,雖丐者亦用”[43],逐漸走向普及化。

在這股追逐時髦的潮流中,有三種文化事象值得大書特寫:一曰地域中心。以蘇州爲代表的吳中地區,由於得天獨厚的經濟條件,服飾最爲新潮,引起周圍地區乃至全國各地的關注,遂成爲時代風尚播布的策源地。時人謂蘇州“善操海內上下進退之權,蘇人以爲雅者,則四方隨之而雅,俗者,則隨而俗之”[44];“吳俗習奢華,樂奇異,人情皆觀赴焉。吳制服而華,以爲非是弗文也……四方重吳服,而吳益工於服”[45],以至於有“吳俗奢靡爲天下最”的說法。這種地域擴散性對於明朝中後期服飾的變遷起到了潛移默化的作用,促使全社會熱衷穿着,刻意打扮,把中國古代服飾文化推進到了一個嶄新的階段。

二曰名人效應。古代名人多是一些風流雅緻的士大夫,知識淵博,見聞淹洽,而且擁有特殊的身份和地位,生活上比較考究,往往想方設法追求較多的物質和精神享受,所以很容易引起一般市民的崇尚。如著名文學家陳繼儒(1558-1639,號眉公)慣於標新立異,“每事好制新樣,人輒效法”,他所制戴的頭巾被當時人稱爲“眉公巾”[46]。著名書畫家董其昌(1555-1636)在服裝式樣日新月異的形勢下,別出心裁地穿起了一種用松江紫花布縫製的道袍,這種衣服本是當地的“送終之服”,但因爲他是名人,人們非但不以爲怪,反爭起模仿,“一月而變國俗”,致使“布價驟高”[47]。這種對名人的仿效也促使明朝後期的服飾不斷翻新,精益求精。

三曰婦女優勢。古代婦女由於社交活動相對較少,拋頭露頭的機會一般不多,封建政府的清規戒律對她們的約束往往不易湊效,這就使得婦女服飾的爭奇鬥妍具有一種天然的優勢,而且往往不顧經濟實力,竟尚虛榮。時稱“俗尚日奢,婦女尤甚,家才擔石,已貿綺羅,積未錙銖,先營珠翠”[48],“男子僭於外,法可以禁止,婦女僭於內,禁有所不及,故移風易俗,於此尤難。原其始,大約起於縉紳之家,而婢妾效之,寢假而及於親戚,以逮鄰里。

富豪始以創起爲奇,後以過前爲麗,得之者不以爲僭而以爲榮,不得者不以爲安而以爲恥。或中人之產,營一飾而不足;或卒歲之資,制一裳而無餘,遂成流風,殆不可復”[37]。這種風氣的感染性極強,從南到北都普遍存在。

北直隸隆慶州“士民竟以華服相誇耀,鄉間婦女亦好爲華飾”[49]。南京婦女服飾,“在首者翟冠,七品命婦服之,古謂之副,又曰‘步搖’。其常服:戴於發者,或以金銀絲,或(以)馬尾,或以紗;帽之有冠,有丫髻,有云髻,俗或曰‘假髻’”[50]。服裝程式也很難墨守陳規,時間稍長就被淘汰,萬曆初年猶十餘年一變,萬曆中葉就縮短爲兩三年一變,“而首髻之大小高低,衣袂之寬狹修短,花鈿之樣式,渲染之顏色,鬢髮之飾,履綦之工,無不變易”[51]。

至於松江婦女服飾的變遷則更爲複雜,範濂記載說:婦人頭髻,在隆慶初年,皆尚員褊,頂用寶花,謂之挑心,兩邊用捧鬢,後用滿冠倒插,兩耳用寶嵌大,年少者用頭木匝,綴以團花方塊,身穿裙襖,襖用大袖員領,裙有銷金拖。自後翻出挑尖頂髻、鵝膽心髻,漸見長員,並去前飾,皆尚雅裝。梳頭如男人直羅,不用分發,蝶鬢髻皆後垂,又名墮馬髻,旁插金玉梅花一二支,前用金絞絲燈籠簪,兩邊西番蓮俏簪,插二三對,發股中用犀玉大簪,橫貫一二支,後用點翠卷荷一朵,旁加翠花一朵,大如手掌,裝綴明珠數顆,謂之鬢邊花,插兩鬢邊,又謂之飄枝花。耳用珠嵌金玉丁香,衣用三領窄袖,長三尺餘,如男人穿褶,僅露裙二三寸。梅條裙拖、膝褲拖,初尚刻絲,又尚本色,尚畫,尚插繡,尚推紗,近又尚大紅綠繡,如藕蓮裙之類,而披風、便服,並其梅條去之矣。包頭不問老幼皆用,萬曆十年內,暑天猶尚馬宗頭箍,今皆易紗包頭,春秋用熟湖羅,初尚闊,今又漸窄……以包頭不能束髮,內加細黑馬宗網巾,此又梳裝一幻,而聞風效尤者皆稱便矣。[23]

其形色之詭異,名目之繁多,變換之迅速,並不亞於現代商品社會,明朝中後期服飾之追逐時髦的風尚於此可見。

松江婦女服飾男式化反映了明朝中後期男女服飾漫無區別的社會現象,與此相適應,有的地方則出現了男人服裝女式化的風氣:“嘉靖末年以至隆、萬兩朝……富貴公子衣色大類女妝,巾式詭異難辨。”[42]浙江桐鄉縣“自丁酉(萬曆二十五年,1597)至丁未(萬曆三十五年,1607),若輩皆好穿絲綢縐紗湖羅,且色染大類婦人”,“東南郡邑凡生員、讀書人家有力者,盡爲婦人紅紫之服”。於是有冬烘先生套改唐詩來譏刺說:“昨日到城郭,歸來淚滿襟,遍身女衣者,盡是讀書人。”[52]崇禎時浙江烏程縣也頗爲“佻達少年以紅紫爲奇服”[53]。這種“厭常喜新,去樸從豔”的行爲,表明當時人們追逐時髦的風尚達到了極點,他們已不再僅僅滿足於服裝式樣的更換和用料的華美,而千方百計尋求更加新奇怪異的刺激。甚至連偏遠的四川洪雅縣也是“婦女好爲豔妝,髻尚挺心,兩袖廣長,衫幾曳地;男子則士冠方巾,餘爲瓦棱帽,市井之人多以麻布爲之,謂之涼帽,與有喪得同”[53],雖然怪誕離奇,卻被奉爲時尚。浙江湖州一帶,“以前富貴家女妝止重金寶,今仍制巧樣,金寶卻束之不用,別用珠翠珊瑚奇巧等物”[54],標新立異,獨出心裁。

而南京尼姑雖遁身空門,卻心繫紅塵,“衣服綺羅,且盛飾香纓麝帶之屬”[55],受世俗的影響亦自不淺,恰好應驗了當時人的感嘆:“習俗移人,捷於影響,甚可畏也!”[42]

由於社會風氣普遍講究穿着,一些經濟實力並不富裕的市民也趨之若鶩,竟尚虛榮。杭州居民“服食器用月異而歲不同已,毋論富豪貴介,紈綺相望,即貧乏者,強飾華麗,揚揚矜詡,爲富貴容”[7]。甚至連素以清操自命的寒士也免不了要追趕一番時髦:“布袍乃儒家常服,邇年以來鄙爲寒酸,貧者必用綢絹色衣,謂之薄華麗,而惡少且必從典肆中覓舊段舊服,翻改新制,與豪華公子列坐……上海生員,冬必服絨道袍,暑必用馬宗布綠傘,雖貧如思丹,亦不能免。更多收十斛麥,則絨衣巾蓋,益加盛矣。”[23]在這種風尚導向之下,如果有人跟不上時代潮流,就會受到別人的輕賤蔑視:“不衣文采而赴鄉人之會,則鄉人竊笑之,不置之上座。”[21]這就迫使人們不得不迅速轉換消費觀念和價值取向,改變固有的生活模式,主動積極地投入時代潮流之中。

三、審美情趣的世俗性

審美情趣是人類精神風貌的體現。任何服裝的圖案紋彩,都不僅僅是單純的工藝手段,而總是寄寓着一定的文化意蘊。中國古代服飾從商周時代起就顯露出色彩有所象徵、圖紋有所寓意的民族風格。隋唐以前的服飾圖案主要是模擬自然景物,最常見的紋飾有云朵、花鳥、幾何紋、纏枝花等,反映了士大夫階層含蓄的審美情趣。

這種恬淡、寧靜如同田園詩般的意境,在明朝中後期受到了猛烈的衝擊。明朝中後期服飾本是商品經濟的產物,它必然反映新興市民階層獨特的審美情趣,具有明顯的世俗性。

這個時期的服飾圖案在色彩上講究鮮豔濃郁,構圖方式則趨於豪華繁縟,將若干種不同形狀的圖案拼合在一起,形成了許多寓意豐富的固定模式,直截了當地展示了世人對榮華富貴、功名利祿的嚮往和追求的心態。

例如將芙蓉、桂花和萬年青畫在一起,稱爲“富貴萬年”;將蝙蝠和雲朵畫在一起,稱爲“福從天降”;將鷺鷥和芙蓉畫在一起,稱爲“一路榮華”;將駿馬、蜜蜂和猿猴畫在一起,稱爲“馬上封侯”;花瓶裏畫三支長戟,叫做“連升三級”;金魚配上海棠,叫做“金玉滿堂”;蓮花配上鯉魚,叫做“連年有餘”;麥穗、蜜蜂和花燈湊在一起,名曰“五穀豐登”。諸如此類,不勝枚舉。這些圖案構思巧妙,含義雋永,名字優美,把長期積澱在中國古代民衆心底深層的求祥和、祈富達的種種希冀,都化做了美觀生動的圖案再現於方寸之間,即使目不識丁者,也能理解其中的寓意,各取所需而又恰當地抒發了他們的寄託和情感[56]。

四、服裝生產的商品性

16世紀的明朝中葉,儘管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還佔統治地位,但隨着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和生產結構的變化,商品經濟有了長足的發展,並促使社會生產各部門更加商品化。僅就服飾生產來說,從原料的種植到絲棉的紡織,以及成品的供銷諸環節,都無不打上商品經濟的烙印。

明代以前,中國傳統的衣服用料是絲綢和葛麻,分別爲上流社會和下層平民所使用。宋元以來特別是明初以來推廣的植棉業,在明朝中後期趨於興盛,“遍佈於天下,地無南北皆宜之,人無貧富皆賴之”[57]。由於棉布具有產量高、紡織易、成本低、保暖性能好、結實耐穿等優點,而且印染縫製也簡便易行,所以迅速成爲最主要的服裝原料。松江的小農以織布爲業,日成一匹,投入市場的棉布竟數以萬計,成爲全國的棉紡織業中心,號稱“衣被天下”;浙江嘉善縣居民“燃脂夜作,男婦或通宵不寐”地紡績棉紗,“日可得紗四五兩”,涓涓細流也匯成巨大數額,故當時有“買不盡松江布,收不盡魏塘紗”①[58]之謠。但當地的棉花遠遠不能滿足生產需要,山東、河南的農田則大半植棉,向江南地區源源不斷地提供原料。時謂“中州沃壤,半植半棉,乃棉花盡歸商販”[59],說明其產品全部投入了市場,商品化程度是很深的。在江西鉛山市場上出售的服裝原材料,有福建的大田生布,浙江的湖絲、綾緞,湖廣的羅田布,嘉興的西塘布,以及蘇州青、松江青、南京青、瓜州青、連青、紅綠布,松江大梭布、小中梭布,湖廣孝感布、臨江布、信陽布、定陶布、福青生布、安海生布、吉陽布、粗麻布、定陶布、福青生布、安海生布、吉陽布、粗麻布、書坊生布、漆布、大刷竟、小刷竟、葛布、金溪生布、棉紗、淨花、子布、棉帶褐子布、布被面、黃絲、絲線、紗羅、各色絲布、杭絹、綿綢、彭劉緞、衢絹、福絹,等等,琳琅滿目,“皆商船往來貨物之重者”[60]。創作於嘉靖末萬曆初的《皇都積勝圖》,畫面上反映了北京的“朝前市”不僅有布匹、綢緞、皮毛等服裝原材料,而且還有衣裳、冠巾、靴襪等成品在鱗次櫛比的貨攤上出售。

現藏中國歷史博物館、署名“實父仇英制”的《南都繁會圖卷》,也反映了明朝後期南京市面上有大量的巾帽、靴鞋等物正在製作或出售。[61]